曹韵贞:中国艾滋病治疗第一人
2010-11-29 11:57:55   来源:《思虑中国:当代36位知识人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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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韵贞在戴蒙德研究中心

初中毕业时的曹韵贞

曹韵贞,一九四一年生于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六三届毕业生。毕业后在中山医院主攻肝炎与肝癌的临床研究,一九八六年研究转向艾滋病领域。一九九○年起在何大一教授主持的艾伦·戴蒙德AIDS研究中心任研究员,成为世界上第一批系统研究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发病机理的医学科学家之一。一九九八年出任卫生部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副主任、临床病毒实验室主任。二○○二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二○○七年退休。

很多次,曹韵贞微驼着背,以她特有的步子慢腾腾走到投影仪旁边开始讲课,或者穿过某家医院的艾滋病门诊、病房,留一个厚实的背影。在上海的弄堂口或北京的胡同里,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背影,有点老态,稳稳当当。但她又是异常敏捷的。她的眼睛不会转弯,总以高强度的一束小光直射人或物,当场洞穿。所以,当她在第一时间说出“好”、“对”或者“不对”、“不行”时,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不,我刚把录音笔掏出来放在茶几上,她已从较远的藤椅上一个小跃起,坐到离录音笔最近的沙发上。既是答应接受采访,她便爽直地配合。

很多人说过:“曹大夫厉害。”不仅在于她业务好,更因她为中国艾滋病的治疗开了局——她是中国第一个把检测艾滋病病毒含量的仪器和试剂背回来的人,还免费引进了价值100多万美元的抗艾滋病药物;她也是第一个把何大一领到中国内地来的人,“鸡尾酒疗法”从此在全国铺开;她带过的一线医生,如今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遍布全国,他们都叫她“中国艾滋病治疗第一人”。

跟赤脚医生进村,也蛮开心

曹韵贞:我爸爸早年开皮鞋店,被划为资本家。虽然我3岁他就去世了,但从此就背了个“出身不好”的包袱。我妈28岁守寡,全心全意抚养我们姐妹,要求很严,要我们成为国家栋梁。我从小学开始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想好好改造自己。17岁高中毕业时受到第一次打击:学校保送我去复旦新闻系,但市教育局因“出身不好”拒批,我就报名去北大荒锻炼,但班主任排除一切政治干扰劝我考大学,后来以高分进了上医。

1963年我得了全国医学院毕业生比赛第二名。虽然出身不好,但因为国家需要人才,就留在中山医院了。我知道这是上医党委第一书记和校长的决定。我参加全国比赛时,他们在场,记住我了。

1965年,“文革”前奏开始。家被抄了,整栋房子被强占,我们被赶到像饭店厕所那么大的两个房间里,厨房和厕浴六家人共用。我成了“黑九类子女”,在医院也是三等公民,被分配做大量的门、急诊和病房抢救工作。因祸得福,反而更多的业务锻炼。当时好多有真才实学的老医师被下放到门、急诊,我尽可能帮他们,比如要他们倒病人的痰杯、大小便,拖地板,我总是提早上班,不让造反派看见就帮他们做掉了。他们也手把手教了我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临床经验。但是,从1965到1978年,我们谁也没有看过一本医学杂志,图书馆的外文杂志不是烧毁就是封存。

这当中我4次下乡,总共呆了6年半。1971年派我去安徽一个偏僻山区,我身上只有两支青霉素、一瓶红霉素,要带六个护技人员巡回医疗,还要负责县医院的会诊。药不够用,我就开始自学中草药,带着队员上山采药,跟赤脚医生进村巡回时试着对症下药,民间真的有妙方。

有一天,县医院来了一个农民,瘦得像柴禾,伴有高热和脓痰,X光显示两肺共有37处脓疡,县医院说治不了,要他去省城,他没钱就要回家等死。我想来想去,决定试试用鱼腥草。你知道,如果治不好,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就要扣过来。腊月天里,我拿着鱼腥草的图请教农民,终于找到一片沼泽地,新鲜的鱼腥草根取之不尽。每天用新鲜的根熬汤,一个星期下来,高烧退了,一个月后,脓疡明显减少,病人开始坐起,三个月之后病人重了30斤,完全好了。

责任编辑: 段晓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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